年，马可·波罗出生在威尼斯。波罗家族是威尼斯当地的重要商人世家和虔诚的天主教徒。

年，马可·波罗与其父亲、叔父一行3人从威尼斯出发，经过四年的旅程，年，马可波罗一行在元上都见到忽必烈，完成了使命。

在元朝期间，马可·波罗深受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，留在元廷任职。年，马可·波罗一家回到威尼斯。

多年后，马可·波罗因战乱被俘、关进监狱，在狱中为难友口述了游历亚洲的往事，一名叫鲁思梯谦诺的比萨人笔录下来，形成了《马可波罗行纪》的最初版本。随后，该书手抄本迅速在欧洲大陆流传，震动了欧洲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在该书中，马可·波罗的饮食见闻是其重要内容，也是第一次向欧洲人全面、深入的介绍和展示了光彩夺目的华夏饮食文明。其中，最典型的是线面与挂面及制作工艺的西传。

中国人食用面条的历史非常久远。

在汉朝时，制作的面条称“索饼”或“汤饼”。汉朝刘熙在《释名》中说：汤饼、索饼“皆随形而名也”。后人说得更清楚，“索饼言其形，汤饼言其食法也”。“索”，即条状物之谓；“汤”，即以沸水煮之，即是将索形面制品放在汤里煮熟而食。

到南北朝时，贾思勰的《齐民要术》中已有“挪如箸大，薄如韭叶，一尺一断，盘中盛水浸”的记载，已经道出面条的长、宽及其厚度和形状。那“一尺一断”，无疑就是刀切面的出现。

到宋朝，流行切成细面条的汤面，称作“素面”或“湿面”。元朝时，更是将已切细的索面加工成挂面，即马可·波罗所云的“线面”。

马可·波罗在《行纪》中记载汗八里（今北京市）人民饮食生活时指出：“他们不吃面包，只有做成‘线面’或糕饼时才食用。”这里的“线面”，即是面条。从他在《行纪》中的描述可知，吃面包是西方食用麦面的方法，而吃“线面”则是中国食用麦面的方法。

这种以“晒干为度”“长短粗细”一致的面条，显然是挂面。因为此时出现了挂面，马可·波罗才有可能将面条带回威尼斯。这种挂面的吃法，可视配料不同而丰富多样。

如今在意大利的威尼斯还有一道名菜，名称就叫“马可·波罗面条”；意大利许多饭馆都挂牌经营“扬州煨面”，并说这一制作技术即是马可·波罗传到意大利去的。

除了面条之外，《行纪》还记载了元朝中国的许多饮食品、使它们得以在欧洲进行传播，如粮食酿造酒及药酒等。

中国的粮食酿酒可以追溯到距今年前的殷商时期，它是中国传统的酿造之酒，发展到元朝，已有粮食酿制、经蒸馏而成的白酒出现，马可·波罗赞这类酒“味佳”“色清”“易醉”，说明元朝酿酒手工业的发达。他认为米中加香料和药材酿成的酒，十分“醇美芳香”。

《行纪》载：“契丹地方之人大多数饮一种如下述之酒，彼等酿造米酒，置不少好香料于其中，其味之佳，非其他诸酒所可及。盖其不仅味佳，而且色清爽目。其味酒浓，较他酒为易醉。”这里所说的用米酿造的酒，即今通常所称的“米甜酒”。

这类加药材的酒具有很好的食疗作用。据元朝忽思慧《饮膳正要》记载，元朝时有酿制的“枸杞酒”“地黄酒”“虎骨酒”“茯苓酒”“五加皮酒”等，即是将中药材枸杞、地黄、虎骨、茯苓等在用曲、米酿制而成的蒸馏酒中浸泡制成，有多重食疗功效。

至今，欧洲一些国家用中药材酿制的酒，与中国药酒仍然有许多联系。冯立军在《古代欧洲人对中医药的认识》一文中言，早在多年前，意大利马可·波罗就已将中国的不少保健食品带往国外，其中有一部分至今仍在流行不衰，如盛行意大利的“大黄酒”，其配方与唐代孙思邈的《千金方》中的方剂相同，由10多味中药调配而成。这种含有大量中药的酒，饭前开胃，饭后消食，次日通畅。

流行于欧美的“杜松子酒”，其主要成分实际上是中药柏子仁，原配方载于元代《世医得效方》，因其有良好的养心安神功效，而被欧美人称之为“健酒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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